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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，最熱的一個經濟詞匯應該是“供給側改革”了。習近平、李克強半個月內數次提到“供給側改革”。分別是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，在“十三五”《規(guī)劃綱要》編制工作會議，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，在APEC會議上。
當中國領導人反復提及某事時，一般總是一個比較強烈的信號。
每當中國領導人提出什么理論，總有一幫中國“學者”跟在后面唱贊歌。這次的“供給側改革”也是如此，部分財經學者給予熱捧。不過，在百姓層面，在網絡上，并沒有掀起熱潮，因為“供給側改革”這個詞匯太不口語化了。60年來，中國人習慣了“白貓黑貓”這種語言。
而且，在許多中國人記憶中，“保障供給”是中共1940年代的詞匯，也是1960、1970年代計劃經濟色彩的詞匯。
實際上，供給學派是個流行于世界的理論。中國經濟學界雖未曾大規(guī)模流行供給學派，但中國改革，卻是從“供給側”開始進行的。1970年代末的農村聯(lián)產承包、1980年代的企業(yè)承包，都屬于供給側改革，雖然此供給非彼供給，與供給學派沒什么直接關系。
大約從1995年以后，中國的改革走向了需求側。這是因為凱恩斯理論在中國的流行。凱恩斯理論是為中央集權量身定做的，受到中國政府的青睞是遲早的事。
凱恩斯學說屬于需求學派，這一學派認為應該時刻刺激需求，從而帶動經濟發(fā)展。與之對應的供給學派認為：供給創(chuàng)造需求。遺憾的是，后面這個說法很難讓一般人聽懂。
中國經濟的集權性質，最后必然導致走向凱恩斯主義。在中國，以凱恩斯學說來行走江湖的代表，是林毅夫。林毅夫能迅速躥紅，是因為他找準了中國領導人的喜好。林毅夫的法寶是3項：以“后發(fā)優(yōu)勢”為旗幟，以政府投資為手段，以唱贊歌謀取利益為目的。
需求學派最終必然走向“以政府投資來拉動GDP”，也就是，為GDP而GDP。我們來看其理論鏈條：消費產生需求，需求拉動生產——人們不愿意消費，生產勢必陷入停滯——生產一旦停滯，就業(yè)就出現(xiàn)問題——為了拉動生產，就要刺激需求——百姓無錢消費，就由政府來替百姓花錢。
所以，我們就看到，林毅夫在各種場合大講“政府投資，拉動經濟”。這一理論深受官員們的歡迎。政府代替百姓花錢，其實就是把錢交給官員去花。官員的錢來自國庫，所以就要拼命提高稅收，國富民窮。政府稅收再高，也滿足不了官員花錢的欲望。怎么辦？那就濫發(fā)貨幣嘛。
林毅夫天天鼓吹中國經濟還能高速增長20年，所謂高速增長，指的是年增長率7%以上。
凱恩斯主義“為消費而消費”的思想，在中國必然成為林毅夫等人的“為增長而增長”，可以說是極其荒誕。正是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，中國才出現(xiàn)了許多無效生產、劣質生產；為了保增長，又拼命不讓企業(yè)倒閉，最終，幾乎所有的產品都低水平過剩。百姓不愿套腰包了，即便想掏，腰包里也沒錢了。而為了保增長，政府增發(fā)了無數貨幣，除了導致通貨膨脹，并未改善產業(yè)結構。
這么高的增長率如何維持呢？僅僅依靠凱恩斯學說的政府投資拉動，也就是政府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嗎？眼看死路一條。于是在2013年左右，林毅夫開始大肆宣揚“超越凱恩斯主義”。一個“超越”，不僅把凱恩斯樹立為正確形象，還彰顯了自己更高的追求。
其實，對凱恩斯主義，我們需要的是拋棄，而不是什么超越。
2015年，大家都知道，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已經不可能。貨幣的濫發(fā)之路也實在是無法進行了。新一屆政府不再需要林毅夫。
許多朋友問我為何一再批判林毅夫，難道林毅夫有那么大能量，真的是他導致中國改革誤入歧途？我說：林毅夫決定不了任何方向，但他能夠被用來迷惑大眾。他就是經濟學界的×××。批判他，實際是批判他背后的勢力。
我們終將回到正確的道路。習近平、李克強所提的“供給側改革”，值得肯定。
目前大家所解釋的“供給側改革”，僅僅是“淘汰落后產能”。這太淺薄了，這是遠遠不夠的。如果真的有決心，就應該具體學習供給學派，提出新的思路：1，降低稅收。供給學派有個著名的拉弗曲線說：稅率上升到一定階段，稅額反而減少。這個對于以稅收為核心的中國各級政府都是有吸引力的。2，不鼓勵揮霍，提倡適度消費。3，不能濫發(fā)貨幣，要鼓勵儲蓄。
中國真的能接受供給側理論？真的能拋棄禍國殃民的“投資拉動策略”？且待觀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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